1941年秋，四川大學中文系畢業生王叔岷被北大文科研究所錄取為研究生。于是他背著一包書、抱著一張古琴，懷著一種“奇書十萬卷，隨我啖其精”的心情，興沖沖地來到四川南溪縣李莊的板栗坳。
來到李莊，王叔岷首先拜見了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的中研院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并將自己寫的一首五古抒懷呈傅斯年指導。傅斯年翻翻，便詢問王叔岷未來想做什么研究課題。王答：“《莊子》。”傅斯年笑笑，背誦起“昔者莊周夢為蝴蝶”一章，一幅怡然自得的樣子。突然間，傅斯年將臉一沉對著王叔岷說：“要把才子氣洗干凈！三年之內不許發表文章”。王叔岷當時很不自在，但又無可奈何，只好唯唯諾諾而退。此后，王叔岷便一生牢記傅斯年教誨，從校勘訓詁入手痛下功夫研究《莊子》，最終成為二十世紀在《莊子》字意訓詁方面最權威的學者。
“三年內不許發表文章”，傅斯年為王叔岷定下的這條規矩，遂成為史語所的金科玉律，即：所有剛進史語所的助理研究員三年以內不寫文章；即便寫了，也不許發表。比王叔岷晚一年從北大文科研究所畢業的李孝定是史語所的助理研究員，跟隨董作賓作甲骨文研究。從學生到助理研究員，李孝定換了一種身份，也就將傅斯年的要求忘在了腦后。于是，他向史語所學術“集刊”投了一篇稿子。不料很快就被退回。這時，他猛然醒悟這是他違背了傅斯年“進所三年內不得撰文的明訓”。李孝定這樣述說他當時痛苦的心境：“這是我生平所受最嚴重的打擊，因此造的自卑感，壓抑了我至少十五年。”好在經此“打擊”的李孝定并未灰心喪志，而是抱著“板凳寧做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的精神，撰寫了《甲骨文字集釋》、《漢字的起源與演變論叢》等多部著作，成為甲骨文研究的“拓荒者”之一。
到臺灣后，傅斯年“三年內不許發表文章”的規矩同樣有效。據從臺大文科研究所畢業，后進入史語所擔任助理研究員的史家許倬云回憶，自己剛來報到的情況是：“按照舊規矩，進所新人，有一定的任務。同時，入所之初，學習為主，不得立刻寫論文，急于發表。”于是他在第一年內，承所內前輩芮逸夫與陳盤庵先生之命，從先秦典籍中選取《周禮》與《左傳》，連本文加注疏，一句一句，一行一行，仔細點讀，為他日后在中國古史領域的研究工作打下了深厚的根基。
今天看來，當年傅斯年為青年學者定下“三年內不許發表文章”的規矩，可謂用心良苦。傅斯年之所以如此，為的是能讓青年學人有一個相對寬松的研究環境，不因發表文章而產生太大壓力，從容不迫，保持一種良好的治學心態。發表文章固然能帶來一定收效，但也容易使人沾沾自喜、目光短淺、心浮氣躁。
學問需要厚積薄發，早出活、快出活、多出活不見得就是好事。北大教授陳平原說，他在北大讀博期間，他的導師王瑤也認為研究生在學期間不必發表論文。王瑤指導的碩士生錢理群、趙園、吳福輝、凌宇、溫儒敏等人都是畢業以后才開始發表文章的，可他們日后個個都是著作等身、卓然成家。說到當下的學風，陳平原有一個詞，叫“學術大躍進”。他說：“人文學本講究‘博學深思’、‘沉潛把玩’，是寂寞而又有趣的事業。現在不一樣了，很多人做學問就像江湖賣藝，敲鑼打鼓，熱火朝天。三分學問，七分吆喝，場面上很好看，但屬于‘雷聲大雨點小’，學術上沒有明顯推進。”相對于這種“學術大躍進”，傅斯年的“三年內不許發表文章”那是多么的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