胯下之辱是一種恥辱，被人看不起是一種恥辱；還有一種恥辱，就是“避事”。金末著名文學家元好問在《四哀詩·李欽叔》中寫道：“當官避事平生恥，視死如歸社稷心。”告訴各級官員，在其位則謀其政，做官避事是平生最大的恥辱，為國家民族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在新時代新征程，仍有一些領導干部怕事、躲事、推事、不干事，一點擔當的精氣神都沒有。沒有擔當精神，怎么可能會有新作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原則、敢于擔當是黨的干部必須具備的基本素質。‘為官避事平生恥’，擔當大小，體現著干部的胸懷、勇氣、格調，有多大擔當才能干多大事業。”擔當是干部的使命，干部的作為，干部的職責所在。
封建時代的七品知縣唐成，說過這樣一句話：“當官不與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吃百姓飯、穿百姓衣，卻“不與民做主”，那就是失職，那就是不作為，那就是草菅人命，這樣的官還不是一種恥辱嗎？在其位不謀其政，拿其錢不干其事，就是有辱使命，還不是為官最大的恥辱嗎？在河南省內鄉縣衙，有這樣一副對聯：“吃百姓之飯，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榮，失一官不辱，勿說一官無用，地方全靠一官。”說明只有做事的官，敬民的官，才能贏得百姓的稱贊，才能“留下身后名”，才能活在百姓心中。
元好問用“避事”一詞，將怕事、躲事、推事、不干事統統歸納為恥辱事之中，可謂精煉之極。大凡怕事者，不是缺乏自信，就是自身不干凈，才不敢堅持原則，才不敢堅持真理，這是一種典型的不擔當者畫像，早把自己立下的誓言和初心忘得一干二凈；這樣的人，安能不動搖理想信仰？躲事，就是和群眾藏貓貓，越是復雜的事，越是矛盾尖銳的事，越是群眾關注的事，他們越是“不敢見群眾、怕見群眾”。怕事、躲事，肯定就是“兩面人”：往往就會是在領導面前一套，在群眾面前又是一套；說他們“當面是人，背后是鬼”，一點不為過。
而推事者，并不是所有的事都推。不費力就能撈取政績的事，他們才不會白白送給別人呢；而對于難題，棘手的事，則是繞道而行，“一推再推”，能推到何時是何時；典型的推事，就是“新官不理舊賬”，“一屆政府一個樣”。不干事，連“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和尚都不如，他們往往占著位子，拿著俸祿，卻是熬年頭、混日子；他們往往信奉這樣的哲學：“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只要不出事，我就能熬到處級、廳級，至于事業，則留給年輕人去干。
元好問先生說的這個“避事”，將古今怕事、躲事、推事、不干事官員的嘴臉，畫得是惟妙惟肖，讓人看得是明明白白。為了避免“避事”的恥辱，一位領導勾畫出新時代干事者的臉譜：“任勞者任怨、任職者任責、任謀者任作、任事者任議、任為者任過、任績者任累、任譽者任妒、任得者任失、任人者任難、任仁者任勇。”新時代的領導干部，一定要明白“當官避事”是平生一件最恥辱的事，是與新時代精神格格不入的一種不恥行為、一種犯罪行為。
在我們中國，還有一句話，叫做“知恥而后勇”。一個人只要認識到怕事、躲事、推事、不干事是一件恥辱，才能發揮出自己干事的力量和勇氣，從此不再“避事”，而是勇于擔當，而是知難而進，而是迎難而上。只有干事的領導，真干事的領導，真為民的領導，才是對黨忠誠，才是忠于黨的事業和人民群眾的利益，才能不犯“避事”錯誤，才能贏得人民的尊敬。
“避事”，是一種恥辱，是一種不高尚的行為；理應從我們這個新時代消失掉。我們開展的“三嚴三實”教育，我們扎實推進的全面從嚴治黨，我們所做出的一切努力，都是為了遠離“避事”這個恥辱，都是為了充分調動干部干事的力量和勇氣，弘揚干事的精神和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