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初期到“文革”這段時間，太注意“左”或“右”，而且一陣批判“極左”，一陣又轉風向開始批判“極右”。結果是多少年下來，讓一般人弄得“左”“右”不是。據何東回憶，當年他父親供職的機關里，有個人原名叫“×永右”。五七年反右運動一來，趕緊改名叫“永左”，而且還因此得到上級組織特別表揚，說他是“大義滅名”。不久，開展糾正“極左”錯誤運動，他又改回名來還叫“永右”，可之后又開始批極右。這一次他做得比較絕，干脆去派出所改戶口本，從此就叫“永中”了。
這不是段子，而是活生生的現實，現在看來感覺可笑，但誰又能笑得出來呢。那個時代，隨處可見的是批斗、游街、大字報、戴高帽，兩個字：整人。被整者無疑是痛苦的，整人者卻未必快樂。前腳整人，后腳又被人整，其心情若何？想必是如體驗了現世報一樣吧。改名也并非那位同志的獨創，而是形成了一股風潮。
當時，一些人相互效仿，把所謂帶有“封、資、修”色彩，帶有小資產階級情調的名字，例如什么“梅、蘭、竹、云”、“春、夏、秋、冬”的，或者帶有孔孟之道特征的“仁、義、理、智、信”等等，都改為“革命化”的名字，例如“紅旗”、“文革”、“紅巖”、“衛東”、“向東”、“繼紅”、“永革”、“東風”等等。公安局戶籍管理部門則以“報則速批”為原則，表示了對這種“革命行動”的支持。上海某工廠有個人，早先是資本家，名字叫“養民”。紅衛兵說他的名字意思是說資本家養活了人民，反動透頂。全廠日批夜斗他，并勒令他將名字改成了“民養”。有位中學教師名“念修”，那不是“想念修正主義”嗎？全校大會批斗后，學生把他押到派出所，改成了“仰東”。
陳抗美回憶：那場“史無前例”的“文革”開始后不久，他所就讀的九江中學許多同學為了緊跟時代的潮流而嫌棄自己的名字太“封（建）、資（本主義）、修（正主義）”了，便沒有征求家長的同意紛紛擅自改名。班里的金財寶同學因為出身于“小資本家”家庭，他就認為自己的名字屬于“封、資”類的，所以他當時也改名了，叫做“金向澤（向往毛澤東）”。有的同學改名純粹是出于政治上的狂熱。有位師弟叫“曹XX”，他嫌棄自己的名字不夠“革命”而將名字改為“反”——因為在上海話中，“曹反”與“造反”同音。自從這位師弟改名叫“曹反”之后，果然是個“造反”的急先鋒：斗老師和校領導、與其它紅衛兵組織打架，他都沖在最前列。
不僅姓名改得狂熱，地名、店鋪、公交車站、單位名稱，都掀起了改名風潮。在北京，公共汽車站的站牌全被紅衛兵涂上了“打碎舊世界，建立新世界，改掉舊站名，建立新站名”的標語。同仁醫院被改成工農兵醫院，協和醫院改成了反帝醫院，東安市場改成東風市場，長安街被改為“東方紅大路”，東交民巷改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為“反修路”，越南民主共和國駐華大使館所在地“光華路”改為“援越路”，清華附中也改為“紅衛兵戰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則改為“毛澤東思想哲學社會科學部”，著名的老字號、賣國畫的“榮寶齋”，被改為人民美術出版社第二門市部，等等。
當時，濟南市轄有四區，市中區定名為“紅旗區”；歷下區在紅旗的邊沿，理應起保衛的作用，便取名“紅衛區”；天橋區在濟南的北部，是葵花向陽的地方，取名“向陽區”；槐蔭區位于濟南西部，在當時“東風壓倒西風”流行語的啟發下，于是便改名叫“東風區”。 “大觀園商場”中“大觀園”三字，仿照了《紅樓夢》里的地名，是地地道道的“封資修”黑貨，理所當然要堅決取締，于是被紅衛兵改稱“東方紅商場”；“萬字巷商場”的“萬”字，與德國法西斯旗幟相似，于是改名“太陽升市場”，兩個商場，一南一北，南北呼應，正好形成了“東方紅，太陽升”的佳語。
名字有主動改的，也有被迫改的，還有雖然被迫卻扛著不改的。
“文革”中，造反派認為中國科學院文學所所長何其芳不能用這個好聽的名字，于是給他改名“何其臭”。以后每逢開批斗會，都讓他自報家門。開始他不適應，仍報何其芳，立即受到斥責：“你能叫何其芳嗎！你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你‘芳’在哪里！”他馬上改口：“何其臭，何其臭！”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有一張大字報說歐陽中石思想反動，因為中石者乃中正與介石之合也，因而勒令他更名。朋友去逗他：“歐陽老師，改名兒不？”“不能改。”他回答得堅決。“頑固不化？”“不，一改就說明人家說對了。”